彝族聚居于我国西南地区，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等省区，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支系和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。同中华各兄弟民族一样，彝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，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及疾病的斗争实践过程中，创造和积累了具有彝族特色的传统医药学。

　　彝族医药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，彝族先民生活于森林中，对植物有最直观和认识和经验积累，在母系时期的凉山彝族地区，常常以一种植物来代称某个部落或部族，甚至有的山岭等地名也来自植物名称，如“达罗波”、“达日波”、“舒祖波”等，其意为黑色的阙山草、阙山草及生长杉树的山。这种命名习惯，从母系社会一直延续到今天，至今凉山地区仍不乏以植物命名的地方，如勒乌（大黄），尔吾（土香薷）等地名。彝族先民在生活过程中，对植物知识有了进一步的积累，不断地发现一些有毒的植物。“中毒”和“毒草”的概念是在彝族祖先采集野生植物和放牧生活中，出现了畜牧和人中毒的现象，加上口尝身试积累而产生的。彝族先民对毒草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，并将之记录下来，以指明毒草生长的地方以及毒性的部位，示于后人，如他们认为乌头属植物“毒藏在根上，花开在头上”。

　　从公元初年到南诏彝族奴隶制建立之前（公元八世纪以前），彝族经历了奴隶社会前期，在此时期，彝族医药与汉族医药有了互相交流。彝医使用的一些有效药物也被汉医使用，并且收录进汉族医书中，如《名医别录》中收载了一些彝族地区药物，在《华阳国志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汉书》、《续汉书》、《博物志》等书中，也记载了一些彝族使用的药物，这些都说明了该时期彝汉医药的交流，不仅促进了彝族医药的发展，同时也丰富了华夏传统医药宝库。

　　彝族有本民族文字，彝族史诗中就有很多医药知识，现在所能收集到的最早的彝族医药文献始于明代，在此之前彝族历代对药物的记载非常零星和分散。自明代开始出现了多部收载彝族医药有关的著作和文献，如《滇南本草》、《双柏彝医书》等。明清以来，彝族医药的应用更加广泛。彝著《献药经》中记载：“植物皆配药，蔬菜皆配药”。《献药经》是彝族经文《作祭经》中有关人之生老病死的一个部分，是专用于彝族成人死亡时诵念的一种古典经文，包含着丰富的医药知识，反映了彝族古代医学思想，叙述了人从父母结合、胎儿发育、幼儿成人，一直到年老病故，其中包括许多医学思想，疾病名称，药物采集、加工、炮制、煎煮、配合等内容，含有大量植物药和动物药的疗效功用等珍贵资料。此书不仅记录了彝族的古老风俗，也提供了古代彝族的医药资料。书中明确记载了草果、红果、生姜、胡椒、老母猪赶伴草等药用植物的主治功效，认为凡药用的植物、动物、家畜、五谷等，都可用来相互配合使用。《献药经》还体现了彝族医药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，就是药物相互配合使用以提高疗效，认为只要是对病情有效的药物都可以进行配合，药物配合应用十分广泛，充分说明了此时期彝族医药已从单方向复方迈进了一步。

　　彝族人民长期生活在山林地带，除了应用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之外，也发现和应用一些矿物药。尽管彝族医药中使用的矿物药较少，但其起源很早，彝族很早就开始应用一些相对容易获取的天然矿物药，如天然硫黄、天然火硝、盐块、金屑、银屑、扁青、青碧、盐、琥珀等，并且一直沿用至今。

　　近代，彝汉医药交流日益增多，彝医吸收汉族医学的内容，逐渐摆脱过去用药简单，仅凭经验的传统格局，彝族医药有了长足发展，近年来相继出版《中国彝族医学基础理论》、《中国彝族药学》、《中国彝医方剂学》、《彝族医药荟萃》、《云南彝医药》、《彝药本草》等彝族医药专著，彝药现代研究与开发蓬勃发展，彝族医药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